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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中國“走出去”企業全球投資架構的稅務簡析

    中國“走出去”企業如何搭建全球合法、有效的多層投資框架,以此獲得更大的稅收策劃空間?筆者參考曾參與過的多家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國成功“走出去”民企和國企的海外投資架構的實際案例,依據相關稅收協定和海外國別稅制,結合中國最新的相關稅收優惠規定,提出下面操作建議,供讀者參考。






    一、搭建全球投資架構:

    需考量的主要稅務因素




    “走出去”企業在設計其全球投資結構(層級)時,稅務需要主要考量因素有:雙邊稅收協定、境外稅收抵免、受控外國公司規定、資本弱化、轉讓定價和反避稅等因素。



    雙邊稅收協定因素通??剂繉上?、利息、特許權使用費和資本利得約定的優惠預提所得稅稅率,如協定優惠稅率通常為0至10%,而沒有協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通常為15%至25%。



    “走出去”企業需要注意的是:



    協定優惠的適用對象是有特定條件的,如“受益所有人”的限制條件,要求享受協定的公司的參股比例(如20%以上),持股的時間(如12月以上),還要有實質性業務,不能只是注冊一個殼公司,以防止第三國居民濫用稅收協定等。



    境外稅收抵免因素要考量我國相關稅法規定:



    如間接抵免最多5層,直接及間接控股要達到20%股權的要求,還有境外稅收限額抵免,綜合抵免法與分國不分項抵免法的相關規定。



    受控外國公司規定(CFC rule)因素需關注我國相關稅法規定。



    如我國居民企業或者由我國居民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負明顯偏低(低于12.5%)的國家(地區)的企業,并非由于合理的經營需要而對利潤不作分配或者減少分配的,我國稅務機關可對此利潤視同分配,并予以征稅。



    資本弱化一般是相關國家針對企業關聯方債務與資本金的比例作出稅務的規定,即企業的關聯方債務超過稅法規定債資比的部分產生的利息費用,不能在企業所得稅前抵扣,以防止企業通過過度負債,以利息費用稅前抵扣來避稅,若在中國的資債比是1: 2,一般國家的資債比例在1:1.5至1:3.5之間。



    轉讓定價考慮因素是指各國稅務機關對企業與其關聯方之間的業務往來是否符合獨立交易原則,進行審核評估和調查調整。



    反避稅考慮因素是:



    “走出去”企業需關注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多邊公約和共同申報準則(CRS)。一些“走出去”企業因激進的全球投資框架設計和相關的稅收籌劃,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國際稅收征管、反避稅調查及納稅調整。



    與此同時,“走出去”企業在設計和搭建全球投資架構時,需要考量的非稅務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有行業準入、投資主體的法律形式、外匯管制及匯兌風險、設立投資機構及隨后的運營及管理成本、融資渠道、知識產權的保護、勞動法規及勞動爭議解決等因素。



    一般來說,“走出去”企業集團比較理想的全球投資架構,應該首先考量的是業務運作和發展因素,其次才是與之配合的稅務因素。



    即“走出去”企業的全球投資架構應符合和保障企業全球商業運作和發展的需求,同時兼顧稅負較低,即在全球實際有效稅負較低。且不可本末倒置,過分追求稅收策劃的因素。     






    二、頂層投資地:

    選擇避稅地或低稅國




    在一個全球實際有效稅負較低的投資框架中,頂層機構通常選擇設立在避稅地或低稅地,避稅地一般沒有稅,低稅地一般有名義的所得稅,但是實際稅率比較低(如在15%至17%之間),注冊公司非常方便,維護成本很小,有較健全的法律體系,沒有外匯管制,有嚴格的商業及銀行保密制度,有方便的中介服務等。



    “走出去”企業選擇頂層機構注冊地時,選擇避稅地或低稅地,除了考量其相關投資環境和相關商務條件時,其中稅務因素影響極大。



    例1:



    開曼群島沒有直接稅收;注冊離岸公司手續非常簡單,不需要政府監管部門批準,不需要前期投入資本;公司將股份轉讓給第三方時,沒有稅收,除非這些股份與房地產投資有關;公司董事和高管充分享受隱私權保護等。



    例2: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屬地征稅,即行使單一的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只有在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的利潤才征稅,利得稅稅率為16.5%;不對股息和利息征收預提所得稅,只對支付給非居民企業的特許權使用費征收4.95%的預提所得稅;不征收資本利得稅,沒有受控外國公司規則和資本弱化規則,稅收損失可以無限期結轉;中國香港地區與40多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的稅收協定,中國香港地區與中國內地簽有稅收安排和備忘錄(其中股息預提稅稅率為5%,利息預提稅稅率為7%,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稅率為7%);無外匯管制,對外來投資者將股息和資金調回無限制等。



    例3:



    新加坡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為17%,對股息不征預提稅,對利息的預提稅稅率為15%,對特許權使用費預提稅稅率為10%,對資本利得不征稅。新加坡已與70多個國家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新加坡與中國的雙邊稅收協定中約定:股息預提稅稅率為10% ,利息預提稅稅率為7%,特許權使用費預提稅稅率為10%,對來源于新加坡境外的所得實行有條件的免稅優惠。



    另外,新加坡相關政府部門(EBD)還可以與外商就投資經營的承諾條件:如先鋒企業的未來3年至5年的商業計劃、行業和業務發展評價和預測、未來3年的經營業績(收入額,業務量,利潤)、未來3年至5年的雇員計劃、未來3年至5年的支出計劃,進行“一對一”進行談判,協商談定階梯稅收優惠待遇(Advanced Tax Ruling),如企業所得稅的特別優惠稅率為0%、5%至7%或10%。



    新加坡無外匯管制,法治健全,中介專業服務非常發達、因此,很多中國“走出去”企業在新加坡或是設立全球投資公司,或是設立區域管理中心(亞太總部),或是區域物流中心或資金管理中心。



    另外,阿聯酋與70多個國家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且協定稅率比較優惠,其中阿聯酋與中國雙邊協定約定:股息預提稅稅率為7% (政府控股20%以上的優惠稅率為0%),利息預提稅稅率為7%,特許權使用費預提稅稅率為10%。



    阿聯酋還與眾多的中東國家簽定有雙邊稅收協定中,其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稅率多為0%,阿聯酋目前僅對外資銀行和石油企業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其他行業的企業所得稅免稅長達15年至50年。



    阿聯酋還具有航運,海運及陸運的便捷中樞地理位置,其有輻射東非,西亞和東歐的特殊區域地位。阿聯酋與其他海灣5國同享統一關稅同盟(6國之間貨物移送沒有關稅),阿聯酋境內(如迪拜)還有眾多保稅區,其運作透明、成熟和規范。



    一些中國“走出去”也選擇阿聯酋作為頂層或次頂層的投資地,如選擇阿聯酋作為投資地,再投資于一些中東國家,且選擇迪拜作為區域物流中心。



    毛里求斯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對外支付股利免稅,沒有資本利得稅、其對外商也頒布有特殊的免稅規定:



    如國際公司注冊公司分別注冊為GBC1 和GBC2的,若其獲得區域管理中心執照的,可以享受8年企業所得稅免稅期,若其獲得資金管理執照,可以享受5年企業所得稅的免稅期。



    毛里求斯與43個國家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其與很多非洲國家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且協定稅率比較優惠(如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預提稅優惠稅率是0%至5%),而我國目前還與很多非洲國家還未簽訂雙邊稅收協定,毛里求斯對境外所得規定是有條件的免稅,毛里求斯與中國簽訂有雙邊稅收協定,其中股息預提稅稅率為10% (毛里求斯國內法為0%,實際執行為0%,利息預提稅稅率為10%,特許權使用費預提稅稅率為10%。



    特別是毛里求斯與中國雙邊稅收協定中有稅收饒讓的特殊約定條款,即由毛里求斯匯回中國的利潤,若已經享受了當地的免稅待遇,但是將視同已經在毛里求斯征稅,在中國還可以進行相應的抵扣。



    因此,一些中國“走出去”也選擇毛里求斯作為頂層或次頂層的投資地,再投資于一些與我國沒有稅收協定的非洲國家。



    在實際操作中,很多中國“走出去”的民營企業,以及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大多選擇在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京群島(BVI)注冊公司,將其作為全球投資架構的最頂層。



    也有很多“走出去”的央企和國企,選擇在香港注冊公司,將其作為全球投資架構的最頂層。



    也有一些中國“走出去”企業選擇新加坡做為最頂層或第二層投資公司。



    需要注意的是:



    近些年來,很多國家對純粹的避稅地出臺了強有力的反避稅監管和限制措施,特別是在近些年來國際間反避稅合作加強(如BEPS),對像開曼、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的純粹避稅地給予了空前的限制(如列入黑名單)和壓力。



    開曼等避稅地也開始制定了相關的“經濟實質法”(Economic Substance Law),要求當地注冊的公司需具有與相關經營活動相符的最低“經濟實質”,并且要向當地稅務機關履行相關的報告和披露義務。



    如果不能符合最低的“經濟實質”要求,就可能面臨處罰,甚至被注銷。



    開曼群島新頒布的經濟實質法對于只從事“純粹控股”業務的公司(pure equity holding company)要求遠低于從事其它“相關活動”業務(如分銷和服務中心業務、融資和租賃業務、基金管理業務、知識產權業務等),其只要求滿足“低標準經濟實質”測試(reduced economic substance test)的兩項條件:



    (1)該公司確認其符合開曼群島公司法的所有申報要求;

    (2)該公司具有“足夠的(adequate)”人力資源和島上注冊場所以滿足持有和管理股份的需要。



    換言之,在開曼設立“純粹控股公司”目前還沒有必須通過雇傭專職人員或增添專門辦公場所來滿足低標準經濟實質要求,但是若在開曼的公司還從事了其他“相關活動”,則必須要在當地雇人、租辦公室等以適用更高的經濟實質要求。



    目前開曼等避稅地的相關政策還在繼續更新和細化中,筆者在此提醒中國“走出去”企業要密切關注并采取對應措施。



    另外,“走出去”企業一般會選擇在頂層下(即在第二層至第三層),再加上一些有稅但是稅率相對較低、法制寬松但規范的國家和地區,而不是純粹地疊加避稅地。



    筆者在此提醒“走出去”企業,應避免采用過激的全球投資框架設計和稅收策劃,不能追求極端的或唯一的避稅目的,直接將頂層的避稅港與有實際業務的公司(國家)相關聯。




    三、中間層投資地:

    選擇協定多、條件優的國家




    “走出去”企業在設計中間控股公司架構(第三層至第四層)時,一般選擇稅制比較規范、透明(不是明顯的低稅國,如所得稅稅率在15%以上),稅收協定較多、協定優惠稅率較低且對受益人限制較少的國家,同時要考量該國有關控股公司經營的實體化規定、最低稅務申報要求和披露制度、公司設立和日常遵從維護成本、中介服務水平和成本等因素。



    根據以往的經驗,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和瑞士常被選定為中間層的投資國,這些國家有透明、規范的市場投資環境和比較優惠的稅收待遇。



    例1:



    荷蘭作為歐盟成員國,受益于各種歐盟指令。



    荷蘭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有雙邊稅收協定,其中荷蘭與中國的雙邊稅收協定中約定: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稅率都是10% 。



    荷蘭與中國香港地區也簽有雙邊稅收協定,其中約定: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稅率都是0%。



    這些稅收協定可以幫助企業減免各項預提稅和避免雙重征稅;納稅人還可就未來的稅收待遇以預約裁定申請的形式,從當地稅務機關得到確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9%,相對于其他歐盟國家是較低的,且實行聯合報稅制度,即相關聯的企業可以盈虧互抵,匯總繳納企業所得稅;對從荷蘭向境外支付的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不征預提稅;享受相應的參股所得免稅制度 (participation exemption regime),即若符合條件(如在子公司所占股份不少于5%,持股時間至少在1年以上,子公司所在國不是避稅地的所得稅稅率在15%以上)的荷蘭投資公司,從其子公司獲得的股利、利息、資本利得可享受免稅優惠,荷蘭的鹿特丹港是歐洲的海運集散地,是比較好的區域物流中心。



    例2:



    比利時與荷蘭大體相似,同樣是歐盟成員國,也受益于各種歐盟稅收指令。



    比利時也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有雙邊稅收協定,企業可享受相關稅收協定的優惠稅率。



    比利時還有其獨特的稅收優惠制度,如專利相關稅收扣減制度,企業自主研發活動越多,企業稅負越低。



    又如虛擬利息抵扣制度,比利時居民和非居民企業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可扣除一項基于股東權益(凈資產)計算出的虛擬利息,從而降低企業所得稅實際負擔。



    此外,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具有歐洲陸運和空運的比較優勢,容易滿足企業運營上的實體化要求;而瑞士和愛爾蘭在金融方面有特殊的稅收優惠。



    鑒于上述稅收因素和商業因素的比較優勢,很多中國“走出去”企業選擇上述國家作為中間層投資國。




    四、底層投資地:

    對應實際業務所在國




    中國“走出去”企業在選擇底層投資國時(第四層至第五層),大都選擇對應與有實質業務運作或項目所在地的國家。



    在中國境外所得稅五層間接抵免的相關稅收規定下,隨著“走出去”企業在境外業務的拓展和多元化,企業可以考慮增加多個并行的多層投資架構,特別是將性質不同的行業或業務,分別以不同的層級進行分割,并行設計和開展,這樣既可以享受上述多層投資框架的稅收優惠,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和隔離稅務風險和相關的商務風險。




    五、中國投資公司:

    可考慮設在海南自貿港




    2020年6月,《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印發,隨后財政部與國家稅總又出臺了相關的特別稅收優惠政策,其中對于在海南自貿區設立的企業可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對其境外投資所得也參照了歐盟“參與免稅”的通行做法,即境外所得匯回免征企業所得稅,這實質上是改變了以往中國內地對境外所得的征稅原則和方法,即從屬人原則的抵免法,改為了屬地原則的免稅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為了不使海南自貿港成為世界新的避稅地或中國內地的“避稅洼地”,國家特別規定了產業導向和實體化的要求:如企業不僅要注冊在海南自貿區,還要有實質經營業務且屬于鼓勵類產業(如旅游業、現代服務業或高新技術產業企業)。



    實體化主要是要符合對生產經營、主營收入、人員、賬務和財產等方面的全面管理和實際控制的具體指標要求。



    對于境外投資所得免稅也有限定條件:

    (1)對境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要超過20%;

    (2)被投資國(地區)的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不低于5%。



    目前在海南自貿港獲得境外所得有四種方式:(1)在境外投資新設分支機構;

    (2)境外投資新設企業;

    (3)對已設立的境外企業增資擴股;

    (4)收購境外企業股權。



    在注意滿足上述限定條件下,中國“走出去”企業可以考慮將中國的對境外投資的母公司設立在海南自貿港,以便享受中國最優的稅收優惠待遇。



    中國“走出去”企業在搭建境外投資架構時,必須高度重視中國與相關國家反避稅稅法規定和實操,做到事先設計時的合法、合規,避免日后被稅務機關進行大額的納稅調整,造成被動的負面影響。



    另外,在2021年7月初,由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主導,20國集團背書,100多個國家同意支持(含中國)的兩個支柱方案即將推行和實施,這將改變百年未變的國際稅收規則,其中支柱二提議的最低稅,即居住國最低征收15%的全球企業所得稅,這將對全球各國以往的稅務優惠“逐底競爭”產生巨大的影響。



    特別是對避稅地將起到遏制的作用,由此筆者特別提醒:



    中國“走出去”企業要密切關注國際間及中國對兩個支柱方案的后續發展變化,積極、及時和客觀地考量稅務及相關因素,調整應對措施。謹慎、穩健地搭建全球投資架構。




    六、全球投資框架

    稅務考量示例簡析




    (一)股息分配的稅務考量



    底層實體運營公司從最底層的被投資國(如波蘭),向其上層投資公司(如中間層投資國——荷蘭)支付并匯回股息時,因荷蘭與被投資國(如波蘭)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波蘭可以依據雙邊稅收協定,享受股息優惠的預提稅稅率0%。



    與此同時,中間層國別(如荷蘭)從被投資國別(如波蘭)收到匯回股息時,因荷蘭與波蘭同為歐盟成員國,荷蘭可以依據歐盟相關稅收法令,享受相應的參股免稅制度,即豁免收到的股息的所得稅。



    中間層控股公司(如荷蘭)向其次頂層控股公司(如中國香港地區)支付并匯回股息時,可以依據荷蘭與中國香港地區的雙邊稅收協定,也可以依據荷蘭本國的相關所得稅規定(如荷蘭合作社匯出股息免稅),享受股息預提稅的優惠稅率0%。



    與此對應,中國香港地區因為行使單一的地域稅收管轄權,對離岸所得(off-shore transaction)不征稅,即對來源自荷蘭的股息不征稅。



    次頂層控股公司(如香港地區)向中國內地的投資公司(母公司)支付并匯回股息時,可以依據《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享受股息預提稅的優惠稅率5%。



    在此特別提示,中國香港公司若不對中國內地的母公司支付并匯回股息,其中國投資公司依照相關所得稅法規,對香港公司留存利潤不納稅。



    也就是說,香港公司可以享受遞延納稅的好處。



    若是中國投資公司(母公司)設立在海南自貿港,則中國香港公司匯回股息時,則中國投資公司(海南自貿港)收到股利時,免繳企業所得稅。



    相比而言,若是在中國其他內地為中國投資公司,若正常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則其收到中國香港公司匯回的股利時,需要補繳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所得稅稅率差,即需要補繳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至5%)。



    如果從次頂層公司(如香港地區)向最頂層控股公司(如開曼)支付并匯回股息時,因開曼是避稅港,對收到的離岸所得(股息)不征稅。



    (二)利息分配的稅務考量



    底層實體運營公司從最底層的被投資國(如波蘭),向其上層投資公司(如中間層投資國——荷蘭)支付并匯回利息時,因荷蘭與被投資國(如波蘭)簽訂了雙邊稅收協定,波蘭可以依據雙邊稅收協定,享受利息優惠的預提稅稅率0%。



    與此同時,中間層國別(如荷蘭)從被投資國別(如波蘭)收到匯回利息時,因荷蘭與波蘭同為歐盟成員國,荷蘭可以依據歐盟的參股免稅制度,即豁免收到的利息的所得稅。



    中間層控股公司(如荷蘭)向其次頂層控股公司(如中國香港地區)支付并匯回利息時,可以依據荷蘭與中國香港地區的雙邊稅收協定,享受利息預提稅的優惠稅率0%。



    與此對應,中國香港地區因為行使單一的地域稅收管轄權,對離岸所得(off-shore transaction)不征稅,即對來源自荷蘭的利息不征稅。



    次頂層控股公司(如香港地區)向中國內地的投資公司(母公司)支付并匯回利息時,可以依據《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享受利息預提稅的優惠稅率7%。



    在此特別提示:



    中國香港公司若不對中國內地的母公司支付并匯回利息,其中國投資公司依照相關所得稅法規,對香港公司不支付和匯回的利息不納稅。



    即香港公司可以享受遞延納稅的好處。



    如果從次頂層公司(如香港地區)向最頂層控股公司(如開曼)支付并匯回利息時,因開曼是避稅港,對收到的離岸所得(利息)不征稅。



    綜上所述,若同一筆公司集團內的貸款,從頂層控股公司到最低層實體運營公司,如下圖示:




    從中國香港地區到荷蘭,再最終到波蘭,層層轉貸,實際上該轉貸(back to back loan)的利息在香港地區,荷蘭和波蘭三個國家(地區)重復得到了企業所得稅稅前抵扣 (double dip)總體上,少繳納了企業所得稅,這就是“債務下推”在全球投機架構設計下的稅務好處。



    當然,該轉貸的安排還要考慮相關國家資本弱化的稅務規定(不能讓貸款額超過資本金的稅法規定比例)以及轉讓定價和納稅調整的稅務風險(貸款的利息差要符合商業銀行貸款的市場水平)。



    原文刊載于《中國注冊稅務師》2021年第11期

    作者:梁紅星

    發布人:利安達 發布時間:2023-12-03 閱讀: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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